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向，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走出来的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之路。它昭示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诞生，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正确方向，为人类探索现代化命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自2021年“中国式现代化”论断提出之后，与之相关的议题就在国外学界引起了强烈而持续的反响。国外学者基于不同立场，从不同层面、不同分析框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内容、驱动要素和世界影响展开了解读、剖析和论证，形成了多视角、多维度、比较分化的认知景观。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国际传播而言，深入了解这些差异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有助于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向国际社会生动阐述其核心要义。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立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形成了极其丰富的观点。在总结归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为大家呈现代表性的观点。

（一）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腾飞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事件，所以很多国外学者主张从经济发展层面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1.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前景进行分析。越南学者阮明焕(Nguyen,2022:470482)认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在他看来，从1970年代新自由主义泛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陷入一场根本性危机的后果不可避免：当前应该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精髓，审慎对待这些问题。埃菲·坎·古尔坎(Gürcan,2022:46-75)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解释：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发展的经济模式，渴望提高国家自治并缓冲外国干预的影响；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家科技政策的推动下，创建一个国家驱动的工业基础；采用以更高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生活质量为中心的平衡发展方法。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拉迪(Lardy,2024)在《外交事务》上发文驳斥了“中国经济见顶论”，并在文中指出，“中国GDP增速远超美国(中国2023 年较2019 年增长了20%,而美国同一时期仅增长8%)，消费增长强劲(人均消费增长9%)，私人投资(除房地产外)增长近108%”。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韧性被低估，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将保持在三分之一左右。

2.把农民收入增长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之一。部分国外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收入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不同地区的农村收入差距也在慢慢减小。亚洲开发银行自然资源和农业高级专家木村慎悟等人(Kimuraet al.,2021:6)指出，1978年-2018 年，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110倍，特别是1990年-2019年，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率高达11.9%。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古斯塔夫森(Gustafsson,2023:197213)的研究报告也得出与之类似的结论：2002年-2018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实现了迅速增长，而且中国农村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变得更小了。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上也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它的基础和关键。

3.对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评价。国内国际双循环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再平衡策略，通过挖掘内需市场的庞大潜力，将国内消费需求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进而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保罗·霍奇斯(Hodges,2021)认为“双循环”发展格局旨在减少中国的债务依赖；他指出，中国的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主要驱动力为消费、出口与商业投资，不能过多聚焦于房地产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因为一旦房地产出现泡沫，地方政府债务极有可能失控(地方政府约40%的收入源自房地产领域)。然而，很多学者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比如，阮兰芳等(Nguyenet al. ,2022:215-236)指出，双循环战略将为全球带来利好。该战略让世界各国能够分享中国庞大市场的广阔前景，同时也使中国能够为全球消费者做出独特的创新贡献。中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韧性强劲、活力充沛，能为所有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机遇。中国内需的持续增长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有望推动形成新的出口目的地，从而为全球经济提供支撑、注入动力。

（二）共同富裕

中国将共同富裕作为包容性发展的首要目标，主动追求城乡协调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消除绝对贫困。国外学者普遍持肯定态度并给予了积极回应。

1.强调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巴拿马学者胡奥·姚·维拉拉斯(Villalaz,2022)洞察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本质差别：中国追求繁荣不以牺牲穷人为代价，与之相反，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中，衡量民族国家的标准是一些被政治化了的概念，如“民主”“人权”和“自由”，这些话术使各国人民被催眠。不言而喻，中国式现代化不走“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西方现代化老路，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特征。罗斯(Ross,2022:4-26)从经济学角度指出，共同富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中经济不平等问题的创新方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并存，共同富裕旨在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稳定,从而推动国家复兴。他通过对比苏联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指出，完全国有化的经济结构虽能减少不平等，但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共同富裕政策强调合理使用资本收入，鼓励投资而非奢侈消费，这既符合经济理论，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他还反驳了对中国共同富裕政策的各种批评，指出这些批评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了经济理论。

2.对中国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国外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可归结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主张共同富裕要把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摆在首要位置。2021年，世界银行在的一份研究报告(Zhaoet al.,2021:48)中指出，中国消除农村地区极端贫困的目标已经实现，“十四五”规划重申了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议程将从全国脱贫战略转向乡村振兴，防止返贫，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第二，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英国学者唐迈(Dunford,2022:35-54)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主要目标是引导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生产对社会有用的商品，改善社会服务，提高社会福祉，实现共同富裕。

（三）政治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远不止上述经济与社会发展维度。作为其核心支柱之一的政治民主，特别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这一民主形式涵盖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基于对现有国外文献的梳理，国外学界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共同核心:

1.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基底。瓦拉亚特等人(Walayat,2021:213-234)认为，儒家思想因中国借鉴本土传统而非完全依赖西方思想输入，对现代中国政治、伦理和法律影响重大。伊尔维纳斯·斯维加里斯(Svigaris,2023:1423)看来，中国的民主融合了儒家、道家的传统理念与共产主义思想精髓，堪称多元理念的集大成典范。罗兰·博尔(Boer,2023:165-190)在其新作中，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政治发展这一重要议题。在这部著作里，他特别辟出一章，以“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专题展开深入剖析。在这一章节中，他不仅详细追溯并论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念生成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长河中探寻其起源与发展的脉络，还以全面且深入的视角，阐释了这一民主理念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

2.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研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21)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优势，它以“发展为了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核心，通过完善人大制度、协商民主等，将人民当家作主贯穿政治社会各环节；民主建设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关键内容，政治制度无统一模式，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利益,通过改革、法治、公众参与等提升民生。迪赛(Desai,2022:169-178)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是对传统民主形式的创新发展，更是对民主运行全链条、全周期的精细化完善。罗兰·博尔(Boer,2023:165-190)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主体内容，其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其根基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决定力量，依法治国则是显著重要标识。

3.对西方民主的超越与全球价值的关注。古巴学者埃尔南德斯(Hernández,2022: 85-105)表示，中国的民主概念与西方所定义的民主存在显著差异，其内涵更为广泛。具体而言，中国的民主是全过程民主，它突破了西方将民主仅限于选举和公投的狭隘框架。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设计、实质到实践运作，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相较于西方民主更为坚实有力、具体可感。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中，这一显著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有效发挥。雷加达斯(Reigadas,2022:225-236)同样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既是中国针对美国妄图重新挑起一场意识形态“冷战”的有力回击，也是中国向世界清晰阐释自身民主理念的重要体现。

（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国外学者对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领域的开拓创新给予高度评价，具体说来：

1.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导向模式表达了高度关注。德国学者汉斯·莫德罗等(2022:64-68)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方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坚定地扎根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而这使得“中国的政治行为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达成降低碳排放量目标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魏因斯(Weins, 2023:6-19)以林业为例来阐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特征，认为中国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展现出的关键理念—环境保护与社会政治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紧密融合。这一理念与部分西方国家意图通过草根环保运动让自然免受人类过度侵占的愿景形成了鲜明对照。事实亦是如此，正是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优先考虑环境保护才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绿色才成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

2.对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上的贡献予以高度肯定。环境恶化已成为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危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全球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阿基姆·施泰内尔(Steiner,2024)指出，中国的生态保护地区现在占地约17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8%，而且这一比例在未来还将增加；非化石燃料资源已经占中国总能源发电能力的50%以上。巴西学者伊西斯·玛雅等人(Maia etal. ,2021)的研究成果指出，中国在环保上的立场始终言行一致：中国坚定支持符合国际规范的国际协议(如《巴黎协定》)，而且与联合国在实施2030 年议程、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方面始终步调一致。

（五）和平发展道路

与西方现代化过程充满暴力、血腥和罪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依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国家富强。国外学者侧重于借助不同分析框架来验证这一理念。

1.对中国的发展道路进行多维度分析。 法国学者布鲁诺·吉格(Guigue,2023)通过历时性分析指出：“中国从未寻求在海洋之外建立一个殖民帝国，也从未将其权威扩展到其文明地区之外。今天一些西方人总是重复声称中国想要殖民世界，但在他们的伟大梦想中，中国人没有将其条件强加给其他人。”基思·贝内特(Bennett,2022)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一系列机会和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上最大的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为各国发展国民经济、加强互联互通和提高全球南方甚至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性。

2.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进行实证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建立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框架，优化全球治理机制。乌兹玛·汗等(Khanetal. ,2022:1-12)的研究结论指出：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构建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的区域及全球秩序，强调不同政治体制、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国家应共存共荣，反对单一价值观的强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现代社会面临的很多问题做出了积极回答，例如多元和谐、共享繁荣、人类需求和命运的普遍性，以及仁爱、正义、礼仪、智慧和忠诚等概念；这些理念可以应用于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迫切问题，如国际关系民主化，消除霸权等。

3.对中国在世界发挥的作用进行科学评估。南非中国问题专家谭哲理(Tembe,2023)的研究结论最具有代表性。他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后指出，中国并没有将维护世界和平的理念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切实地将其付诸实践。在他看来，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复杂而深刻地演变，传统的地缘政治平衡面临重大调整，单边主义趋势破坏了为多边主义与和平发展所作的努力；从党的二十大的报告能够看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和态度。

作为现代化发展谱系中的成功样本，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明跨越奇迹? 对此，国外学者一直试图破译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密码”，他们把目光聚焦在政治领导、制度优势、文明基因三个方面。

（一）政治领导

党的二十大为中国式现代化勾画了宏伟蓝图，引发了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与探讨。他们普遍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具备引领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能力，而且始终能够坚守正确的战略方向，确保现代化建设沿着既定目标稳步推进。哈伊里·图尔克教授认为，中国发展奇迹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徐静,2022)。他指出，党领导下的精准扶贫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彻底颠覆了“贫困必然存在”的认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互联互通，既展现了中国基建优势，又为发展中国家夯实产业基础，实现合作共赢；这种领导力既体现于战略规划的远见，也落实于民生改善的实效，最终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强劲动能与世界贡献。巴西学者费尔南多·马塞利诺(Marcelino,2022)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领导上的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在于能够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并且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来完成重要任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生机和活力，日臻系统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二）制度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充分展现了国家制度的强大效能。中国共产党既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渐进式、试验性的改革路径，绝不盲目跟从西方模式。很多学者把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海锋等人(Haiphonget al. ,2022:217)认为，尽管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自由民主相较于法西斯主义而言具有优越性，但它本质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践行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模式中，民主权利广泛覆盖社会各阶层，民众能够随时随地行使这些权利，并深度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中国的立法体系以选举代表制为基石，不仅在国家层面—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在省、市、县乃至乡村等各级行政区域均有效运作。此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行不悖，是一个组织严密、运作高效的协商民主机制。

（三）文明基因

现代化发展进程从来都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总是在最深层次上影响着该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现代化。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正是得益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所秉持的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精神。在很多知名学者眼中，剖析中国何以能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径，离不开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深入挖掘和总结。阿西尔·道恩(Dauyen,2021:112-119)指出，“小康社会”概念深深植根于中国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自1979年邓小平首次用“小康”来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愿景起，小康社会便成为支撑现代化理论的关键基石；历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与丰富拓展，它已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的核心目标，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与实践价值。埃利亚斯·贾布尔(Jabbour,2021)基于中华传统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特点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显著特质在于，不被既有思想和教条所束缚，而是展现出开放包容的姿态，能够接纳其他文化与思想，并从中汲取有助于自由思索、激发创新创造的有益元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无疑将对全球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国外学者的见解呈现出颇具分化的两极态势。

(一)正面评价

非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对中国式现代化多持正向的评价。

1.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现代化转型的参照样本。瓦尔登(Walden, 2021:56-64)撰文指出，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示出一种替代性发展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穆罕默德·萨阿迪·切克·尤巴(Youba,2023:14-18)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不仅挑战了西方对现代化话语的主导地位，也为发展中国家开辟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式；它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启示，促进他们在当代背景下发展和繁荣。俄罗斯知名学者杜金(Дугин,2023:71-99)指出，中国共产党持续推动并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具有深远意义。究其本质,中国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多元文明理论—该理论主张不同文明可依循各自路径发展，其历史渊源可回溯至对普遍启蒙范式框架下欧洲中心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拉迪卡·德赛(Desai,2022:169-178)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惊人成就，打破了资本主义擅长生产而社会主义只专注公平分配的偏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致力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2.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文明多样性，为现代化理论注入了新内涵。有学者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放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这一宏观视角下来考察，强调中国为世界现代化带来了一种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全新文明形态。俄罗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兹加林(Buzgalin,2022:556-574)指出，自由主义正变得保守，社会主义正在寻求复兴，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历史的终结”正在终结；在此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新路径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注入了创新性活力，有力地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迈向新阶段。施耐德(Schneider,2023)认为，中国自古以来便秉持儒家“天下”观念，在这一观念下，不同体制能够在同一片天空下共存与合作，而“天下大同”才是未来人类更应追求的理想境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23:109)指出，对中国来说，“‘崛起’是一种不确切的说法，‘复兴’比较准确”；中国经济奇迹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了独特的软实力，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孔子学院等举措，主动塑造国际吸引力，展现了开放姿态；中国式现代化既非复制西方，也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平衡软实力与硬实力，展现全球权力和平转移的新路径。

（二）负面评价

少数国外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持负面评价，我们可从其思想根源切入进行归纳和总结。

1.从西方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现代性悖论”这个维度来理解、把握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 过去，一些发展中国家曾遭遇过全盘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导致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挫折。于是，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学者往往倾向采用“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方法，把一切现代性问题都统统怪罪在现代化的头上，并以此来抵御西方化。这种观念也曾在中国流行过，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谓不根深蒂固，对中国式现代化带有一时“偏见”在所难免。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高喊“拒斥现代化”。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2022:35)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与工业生产紧密相伴的是危险的普世主义，这些危险已经脱离它诞生的场所。”近年来,西方现代化潜藏的各种风险正在不断“反噬”着欧美社会内部，促使西方学者对现代化进行批判性反思。

2.基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和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对于处于守成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根子上触动了他们制定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中国的合理发展和迅速崛起看作是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挑战。少数学者囿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传统，很难理解中国主张的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还有个别学者心态非常复杂，他们通过炮制出一些充满二元对立的术语或概念来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从本世纪初强调“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与“美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不兼容，到后来把“(西方)软实力”与“(中国)锐实力”尖锐对立起来，再到现在过分夸大“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根本冲突，无不带上了二元对立思维的相关烙印。

3.不怀好意地抹黑和歪曲中国式现代化。持这种偏见的西方学者，从来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之一，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国际扩张主义”。瑞安·哈斯(Hass,2021:42-49)认为，历史上新崛起的全球力量都会重构包括国际规则、标准和机构在内的全球秩序，英国和美国的情形大抵如此；鉴于中国的实力在当今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崛起最终将建立一种符合自身特征的全新规范体系。还有一些西方论者戴着“有色眼镜”，指责中国式现代化挑起了新一轮的文明冲突，或污蔑中国会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威胁。

国外学者基于各自立场，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方位地剖析，其中不乏诸多客观中肯的正面评价与富有洞见的建议，然而亦有少数学者存在认知偏差与思想疑虑。这为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并促进中外学术对话和思想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让全世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21)提出的“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重要指示的题中之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晶，不仅是人类思想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更在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为现代化话语体系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与鲜活的元素。这一成功实践，不仅客观上拓宽了现代化的理论边界，更为中国话语的全球传播铺设了坚实的实践基石，开启了国际学术话语中“中国时代”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肩负着重大使命，应主动出击，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积极运用中国话语体系，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其一，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研讨会，主动分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话语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其二，构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话语体系，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特色，形成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和引领性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成果。其三，应注重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学术人才，让他们成为中国话语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重要传播者和推动者。

（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国际认同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革命交织重塑国际传播版图的今天，如何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长期主导的认知框架，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叙事穿透文化藩篱、直抵世界受众的心灵，成为关乎国家形象塑造与文明互鉴进程的时代命题。面对国际舆论场中“传声筒”与“扩音器”的角色错位，中国亟需构建一个兼具战略韧性与叙事智慧的立体化传播体系，既要以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议程设置，更要以创新的逻辑重构现代化话语的坐标体系。在全球化传播格局中掌握主动权，需构建更具战略纵深的国际传播体系。首先，要建立议题引导机制，改变以往被动应对的局面。我们应当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主动创设对话框架，将现代化叙事的核心逻辑与中国实践深度融合。“在对外话语场域要善于巧妙设置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议程”(孔祥琦等,2023:128)，在价值阐释层面构建具有自主解释力的理论框架，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议题创设的制高点。对于蓄意抹黑行为，应基于客观事实有力驳斥，通过数据化、案例化的论证体系拆解偏见认知。针对文化误读现象，则要运用比较叙事策略，在文明坐标中展现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揭示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其次，遵循对外传播的时间把控、尺度拿捏和效果评估原则。在传播渠道与架构进入新发展阶段之际，需积极运用“全媒体”与“融媒体”思维，精准把握宣传的临界点与节奏规律，清晰界定传播的覆盖范围与空间维度，着力增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再次，应灵活借助新媒体平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形式与载体的革新升级。“中国式现代化的方法叙事要综合发挥宏大与微观辩证结合叙事的方法优势，构建全面、立体、生动的话语叙事体系”(吕列霞等,2022:38)，审时度势，看好最佳时机争夺国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议题的首发阐释权与终极定性权。最后，要突破现代化叙事中西方主导的霸权框架。能否向外界清晰传达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话语影响力上的博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必须打破西方现代化模式所构建的话语垄断。构建国际舆论影响力最有效的途径，是发挥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同作用。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增强话语的感染力和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争取在全球治理中拥有议题设定权和话语主导权，将中西方学术成果置于开放包容的框架和相互尊重的对话关系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三）着力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破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固有弊端，为全球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展现出强大的建设性和前瞻性。在宣讲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首先要强调我们紧紧依靠人民力量成功推进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同步提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二者协调发展；坚定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并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人类现代化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次，中国应不断完善发展成果共享机制。换句话讲，宣讲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强调共同富裕，同时要着实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坚决反对“弱肉强食”和“零和博弈”的陈旧观念，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和平做出积极贡献，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常见的“四大赤字”危机。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多形态的特征，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不仅证明了现代化的多维性，也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参考。因此,我们应深入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积极与世界分享现代化经验和成果，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与认同，共同规避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弊端，携手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总之，中国学界应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作为重大的理论主题，群策群力，发挥多语种、多业态、多平台综合传播的协作力量，生动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学术界读懂新时代的中国，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探索文明多样性道路贡献中国智慧。

文献来源：原文载于《中外交流研究》2025年第4期，第104-118页。参考文献详见原文，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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