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国别研究”或“区域国别学”是一个内容极为广泛、复杂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领域。其英文有多种表述，一般使用较多的是Area Studies或Regional Studies，但也有 Area and Country Studies，甚至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等说法（任晓, 2023:79-81）。该领域的复杂性在于，其研究对象（特定国家或区域）具有多维性、多样性、动态性和文化特殊性，同时也面临全球化背景下学科交叉与理论融合的挑战。“多维性”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众多领域而非局限于其中某个单一领域；“多样性”意味着即使在同一个特定领域，各区域或国家也呈现出多样性与差异性；“动态性”自不待言，事物的相对静止与绝对变化只会因该领域研究对象的多维与多样而更加复杂；“文化特殊性”则是这种多维性与多样性之中一个最突出、最深刻的方面。因此，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又由于该领域的跨学科性质，所谓“方法论”，必然是广义上的，涵盖了现代社会科学与传统人文学的不同研究取向，有些研究领域或研究议题甚至可能还涉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既包括数据分析、统计问卷、田野调查等各种“技术性”的研究手段，也包括思想方法（如批判性思维）、研究途径与学术视野（如跨学科融合或比较研究视阈）以及不同的研究目标、文化偏好与价值取向（如本土关怀与人类共同价值）等深层次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在思考方法论问题时，我们必须密切联系区域国别研究的研究目标、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聚焦其所面临的主要方法论挑战，尤其是与文化差异与利益诉求有关的价值冲突与伦理困境等需要研究者做出抉择的争议性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几组看似相互矛盾或具有内在价值冲突的关系展开，首先讨论具体研究方法上的一些“技术性”难题，进而着重探讨一些更为复杂的宏观问题与深层次问题，最后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实践路径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多个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就本文主要讨论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而言，在方法论上主要涉及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文学研究两大研究途径。社会科学方法试图通过科学方法分析个案，寻找普遍规律；人文学方法则强调语言、文化和历史研究，注重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两种方法各有其独特价值。当然，它们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同时采用，甚至有学者（李强,2020:153-162）提出，可以通过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来融合这两种方法论。 

20世纪60年代这两种方法之间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但事实证明它们各有长短，只能互相补充而无法彼此替代。 一个业已形成的基本共识或者“常识”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没有所谓最好的或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领域、问题性质或研究目的而言更适切、更有针对性(relevant)的方法。 讨论的问题涉及不同的性质（例如实证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定 量还是定性）、不同的层次（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战略问题还是策略甚至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或者根据研究目标综合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总之，研究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目标、研究层次、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石斌,2004:8-13)。

区域国别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尽管主要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 “科学”内涵甚或“技术”特征。然而其合理使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审视的问题。此外，在得到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各种新兴技术手段的加持或“赋能”的同时，区域国别研究也会面临一些独特的“技术性”难题。在从事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区域国别跨问题研究时，必须意识到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存在许多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研究对象或研究主题本身的复杂性：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及其各种现象，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类行为受到文化、历史、社会环境、个人心理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很难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精确地控制变量和预测结果。其次，研究者难以做到完全客观中立或“价值无涉”：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价值偏好等因素可能会不自觉地影响研究过程和结果，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法的设计、数据的解读和结论的得出，都可能受到主观因素的干扰。更重要的是，许多重大社会现象与研究主题，例如全球与地区秩序、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往往还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研究者很难将“事实”与“价值”真正剥离开来。因此可能存在 “数据简化现实”的风险。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摆脱科学研究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对象或者最小分析单位是人类个体，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伦理道德规范问题。

第三是数据或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定量研究非常依赖数据或样本的质量。进行量化分析和概括总结需要选取研究样本，但要确保样本能够充分代表总体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样本存在偏差，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具有可靠性与普遍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研究方法可能难以处理这些新问题，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研究方法。

最后，是跨学科融合的困难。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内容极为广泛的、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需要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展开研究。但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理论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实现跨学科的有效融合并非易事。

除了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跨学科研究面临的许多共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也会遇到一些独特的技术性难题，例如语言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偏差；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数据获取存在的程度不一的各种困难；定性与定量的平衡、互证或互补问题；案例选择与比较研究框架的合理性问题；田野调查的深入性、广泛性与可持续性问题（李安山,2021）；尤其是在广泛运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同时，如何从技术、伦理与制度层面应对其所催生的多重风险与挑战，例如数据偏差风险、数据敏感性与共享限制等技术与数据挑战 (Nieetal. ,2024;Ntousietal. ,2020)，隐性偏见、解释性缺失等模型透明性与可信度挑战 （罗世杰,2024;段伟文,2024），以及避免研究者因工具-技术依赖而失去应有的判断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等等，在此不再详述。

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尽管未必“科学”，却始终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其所赖以立足的思想基础和客观条件在于：其一，是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其二；是研究对象即社会政治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包括其变量的多样性、易变性或不可控性，尤其是那些对人类具有持久、重大意义的核心问题，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因素与规范性内涵。例如，就国际问题而言，主权、人权、干涉、正义战争、文化以及人类共同利益、人类共同价值等问题，既是世界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具有丰富伦理与人文内涵、涉及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需要定性而较难以定量分析的问题。

因此，人文主义的研究途径强调对人的主观体验、意义建构和价值观念的理解与诠释(interpret)，而不是解释与说明(explain)，其主要特征有五个方面。首先，强调主观意义。关注个体对社会现象的主观理解和体验，认为每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赋予的意义是独特的。例如，在研究宗教信仰时，必须了解信徒个人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以及宗教在其生活中的意义。其次，注重个体体验。 重视个体的经历、情感、动机等，认为这些因素对于理解社会行为和现象至关重要。例如，在研究艺术成果时，必须深入探究艺术家的成长经历、情感体验及其对艺术风格和作品内涵的影响。第三，采用整体性视角。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体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强调理解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相互关联性。例如研究某种社会政治现象，不仅要关注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影响，还要考虑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经济背景与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第四，强调诠释性理解。通过对文本、话语、行为等的诠释来理解社会现象的意义，解读研究对象所表达的符号、象征和语言背后的深层含义。例如，在分析政策文献时，通过对文本的细致解读来揭示其所要传达的政策目标、指导思想以及政治与社会文化内涵。第五，重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与互构关系。认识到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价值观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研究过程中，不存在完全客观、外在的研究对象或事实。例如在访谈研究中，研究者与被访谈者的交流互动会影响到信息的传递和理解，研究者需要反思自己的角色和影响，以更准确地理解访谈对象的观点。

就具体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而言，人文主义的研究视野给人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宏观和深层次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厘清几组最基本的关系。

首先，是科学探究与人文关切的关系。

人们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世界”，当然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研究“社会世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缘起与发展顺应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认知需求的发展，其价值无可否认。人类需要不断更新其有关认识主体与客观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便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世界，但根本目的却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改造世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因此，人类研究和应对各种实际问题的技术手段，乃至科学技术本身，在其创造和应用的过程中都应被赋予精神内涵与价值导向，用人文—价值理性来平衡工具—技术理性。正如爱因斯坦(1979:190)所言：“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它不能领导，而只能服务；……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

因此，在不断追求科技进步，尤其是深刻体认科学技术作为主要生产力要素之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落入技术决定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泥潭。例如当下就有必要警惕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的发展而悄然抬头的新一轮“反智主义”倾向，或者说“智能与反智”的逻辑悖论。站在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人文主义的立场上看，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改善自身处境的手段与工具，是人类自身的思想、智识与价值的载体甚或延伸。如果人类本身失去思考能力，思想退化，精神堕落，道德沦丧，方向迷失，自己被工具化、机械化，无异于颠倒了主客体关系，也背离了人类追求科技进步的初衷。总之，面对技术变革给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对法理和伦理体系的冲击，必须重新聚焦、思考和诠释“人”的核心地位。

其次，是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途径来实现其研究目标，但同时又要借助多学科（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界史、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理论资源来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确立自己的学科身份与学术特色(翟东升等,2023:88-98)。 然而这两者不仅各有其特殊困难,彼此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张力。

跨学科研究是指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资源和技能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研究体系，旨在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其优势非常明显。不仅如此，跨学科研究还有助于克服各相关学科自身的狭隘性，破除“唯科学主义”的神话，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社会学家帕森斯（李强,2020:153-162）甚至认为，只有跨学科研究才可能构建起“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他指出，区域研究犹如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恰似人体的整体。理解人的整体健康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甚至心理学和某些社会科学。同样，区域研究也为社会科学、人文学乃至自然科学提供一个具体的聚合点与共生平台。

但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建都并非易事。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与解释逻辑。 例如经济学家重视“理性选择”，而人类学家更关注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如何有效整合不同学科的相关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本身就是一大挑战； 而即使解决了跨学科融合的问题，仍需形成自身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核心问题，否则便无法彰显与同样是交叉学科的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或国家安全学等等之间的区别。区域国别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的有机融合，如何避免各学科单打独斗，形成协同效应，对区域国别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显然是一项长期挑战。

第三，是国别、区域与全球的关系。

以联系的观点看，区域国别研究并不只是孤立的研究国家或地区，它实际上涉及到由小到大且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国家、地区与全球。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 还原论、整体论和系统论这三种重要的哲学和科学方法论，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重要启发。

就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而言，上述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国家是区域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区域是全球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即使是研究一国内部某个具体领域的问题，也同样有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因此，区域国别研究既需要有国家层面的具体、精细的实证研究，也需要有区域层面乃至全球层面的整体、宏观思考；既需要了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也需要探究人类和世界的普遍性。

最后，与上一点有关的一个更重要、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知识、经验以及文化价值观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这包括“在地”知识或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共有经验的关系，地域性特殊规律与全球一般规律的关系，以及本土特殊价值、本土利益关切与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利益的关系。

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保持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合理平衡。区域国别研究常常被批评为“过于描述性”，缺乏理论深度，或者界定其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范围而非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因而内容过于宽泛，难以建构起一般(普遍)理论。然而纯粹的理论研究则有可能忽视区域国别的特殊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理论独特性。例如各种带有“欧洲—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思想理论，其实并非科学哲学意义上的“一般理论”，它们实际上主要是基于地方性经验依据，蕴含着独特的价值偏好，因此未必适用于非西方世界。对于这其中的张力，尤其是价值冲突，只有秉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才能得到合理解决。